最近，阳泉一则新闻引发讨论：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医务人员拒绝将病人从楼上抬下来，要求家属自行搬运。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急救人员连抬人都不抬，还算什么急救？”这种情绪完全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制度角度看，这件事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救护车“是否负责搬运”，其实一直处在模糊地带。这不是个体态度问题，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系统问题。

一、一个常识误区：急救一定包含“搬运”

公众的直觉是：急救 =  到现场 + 抬人 + 上车 + 送医院。但现实的制度结构并不是这样设计的。在中国，不少城市的「120 急救」本质上是医院体系的延伸（部分城市已实现急救中心独立建制）：人员来自医院 、经费部分来自医院 、管理属于卫健系统  。因此它的核心职责被定义为：院前医疗处置 + 转送医院，而“搬运”虽然在操作上不可避免，但并没有在制度上被单独强化为一个专业能力。结果就出现一种奇怪状态：医学责任是清晰的，  但体力搬运责任却是模糊的。

二、为什么现实中会出现“不抬”？

很多人以为这是态度问题，其实更接近结构问题。现实中常见的急救配置是：- 一辆车  - 两名医务人员。如果遇到以下情况：- 老旧小区  - 无电梯高层  - 楼道狭窄  - 患者体重较大，两个人在狭窄楼梯搬运担架，本身就存在安全风险。一旦发生：- 患者跌落  - 医护腰椎损伤，责任如何划分？在现行制度中，这些问题都没有清晰答案。所以一线人员往往会采取一种“保守策略”，在缺乏安全条件时要求家属协助。从情绪上看，这当然不令人满意；  但从制度上看，它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三、为什么美国这种争议更少？

原因很简单：系统设计不同。以纽约为例，院前急救属于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例如  FDNY EMS。它与消防系统高度整合，搬运本身就是核心职责之一。因此整个系统是围绕搬运能力设计的人员配置，通常 2–3 人一组。设备普遍配备电动担架与楼梯椅协同  ，必要时可立即调动消防力量。换句话说，在美国：搬运不是附带劳动，而是专业技能。而在中国：搬运常常被视为医疗服务的附属环节。制度定位不同，社会期待自然就会错位。

四、问题正在变得更突出

过去，这个制度盲区并不明显。但今天，三个变化正在放大矛盾：第一，城市高层化。 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仍然大量存在。第二，人口老龄化。 需要急救转运的老年患者明显增加。第三，社会期待提高。公众对急救服务的标准越来越高。当系统能力没有同步升级时，冲突就会浮出水面。阳泉事件，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案例。

五、与其抱怨，不如补上制度缺口。

如果认真看，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至少有几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1  明确搬运职责

在国家或省级急救规范中明确，院前急救包含 安全搬运职责。同时规定，在特殊条件下可请求消防支援。这样既保护患者，也保护医护人员。

2  增加搬运岗位

很多国家的急救体系中都有专门的担架员或EMT岗位。中国完全可以在急救中心设置：院前转运技术员。职责包括： 搬运、设备操作 、协助急救，这样可以减轻医生和护士的体力负担。

3  标准化设备

一些并不昂贵的设备其实能大幅降低风险，例如：楼梯转运椅 、履带式楼梯担架 、电动升降担架，这些设备在发达国家急救系统中已非常普遍。

4  建立消防联动机制

对于以下情况：高层无电梯 、体重较大患者 、复杂环境搬运，可以快速联动消防救援。在很多国家，这是标准流程。

六、一个被忽视的事实

很多公共服务的矛盾，并不是“谁不负责任”。而是因为：社会需求已经变化，制度设计却停留在过去。院前急救也是如此。当城市结构、人口结构和公众期待发生变化时， 急救体系也需要升级。

结语

阳泉事件提醒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服务纠纷。它暴露的是一个长期存在、但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问题：

院前急救是否应该把“搬运能力”当作核心能力。如果答案是“是”，  那么就需要在人员、设备、制度上做出相应配置。否则类似争议，还会不断出现。而真正需要改变的， 不是某一位医护人员， 而是系统本身。

作者：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