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内城区的贝多芬广场（Beethovenplatz）3号，矗立着一栋19世纪兴建的五层建筑——古特曼宫（Palais Gutmann）。80多年前，当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在世界蔓延之际，一场跨越国界的生命救援在此开启，将世界两端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

  故事始于1938年。这一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旋即大肆搜捕该国犹太居民以及反法西斯人士、共产党人。维也纳犹太博物馆馆长芭芭拉·施陶丁格接受采访时向我描述：“犹太商铺被打砸，有人在街头遭到殴打，乃至被抓走送往集中营。”

  尚未被捕的犹太居民渴望逃往海外，但彼时“许多国家拒绝或限制接收犹太人，因为当地也有强烈的反犹情绪”，施陶丁格说。该馆提供的资料显示，许多犹太人想要移居美国，但美国政府要求移民在美有资助人并出具担保宣誓书，且分给奥地利的移民名额也已用尽；瑞士政府则要求纳粹当局在犹太人护照上加盖红戳，以便在边境识别并遣返犹太难民。

  这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内陈列的何凤山塑像。何凤山有“中国的辛德勒”之称。

  危难关头，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没有袖手旁观。“他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信念，想要帮助这些人。”施陶丁格说。在位于古特曼宫的中国总领馆，何凤山开始向犹太人发放签证，这让他们得以被放行出境。施陶丁格强调，在当时几乎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人们还能有机会逃离死亡魔爪，保全生命，这“实属不易”。

  这些难民里，不少人选择在中国上海开始新生活，并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2020年，维也纳犹太博物馆举办题为“上海的小维也纳”专题展览，介绍奥地利犹太人来华避难历史，还为此出版了一本图书。施陶丁格为记者展示了这本厚重的图文集，其中记录着一个个家庭重获新生的故事。

  戈尔德斯托布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奥地利被吞并后，17岁的维也纳犹太少年埃里克·戈尔德斯托布拜访了多达50家外国领馆，结果均被拒签。当他来到中国领馆，才终于为一家申请到20个签证。此后他和父亲遭纳粹逮捕，但凭借着中国签证，他们很快被释放，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客船。

  动乱的时局下，何凤山承受着巨大政治风险。总领馆门口排队领取签证的人群招来了盖世太保的骚扰和殴打；1939年，纳粹当局甚至借口总领馆原属犹太人财产而将其没收。何凤山并未因此低头，而是自费在附近的约翰内斯街（Johannesgasse）22号租下新房，坚持发放签证。施陶丁格说，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总数已难查证，但据推测可能达数千份之多。

  对于自己的义举，何凤山此后一直保持低调。“他从不把自己当作英雄宣传，对他来说，这不过是理所当然。”施陶丁格说。1997年何凤山去世后，他的事迹才逐渐为更多世人知晓。

  何凤山于1940年离任，但拯救生命的接力不曾停止：来到上海避难的奥地利犹太人中，医生雅各布·罗森费尔德（中文名罗生特）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医治了无数军民。

  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已故奥地利汉学家格尔德·卡明斯基的遗孀张宏滨向我讲述了罗生特的事迹。上世纪90年代起，卡明斯基受中国方面委托，发现和整理了罗生特手记，向世人重现这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生命历程。

  罗生特生于1903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因参与反法西斯抗议而被送入集中营，被打伤肾脏，打断肋骨。此后他短暂获释，条件是14天内必须离开。于是罗生特告别母亲，来到中国上海。他在法租界开设诊所，凭借精湛医术很快扬名。

  期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更深认识。罗生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就已开始同法西斯主义战斗，而彼时一些欧洲国家尚未识破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

  1941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罗生特得知后拍案而起，当即决定加入苏北新四军，以医术服务抗战军民。他启程北上，凭借德国传教士扮相通过日寇盘查，在新四军接应下辗转抵达位于盐城的新四军军部。“自由的中国从这里开始。”他在手记中写道，“这儿在江苏，我们是反法西斯的最东边的堡垒。”

  从繁华的上海到贫穷的村镇，变化之大令他震惊。“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铺在地面的稻草上……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伤病护理人员都超负荷地工作。”一次他给部队干部体检，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营养不良、贫血、有胃病”。

  在艰苦的条件下，罗生特努力将本领发挥到最大。他辗转于不同的医院，给新老伤员动手术。一位战士左脚被误诊为破伤风，将被锯掉，罗生特复查确诊为炎症，排除手术，保住了战士的脚。他还参与筹建新医校，迎来一批又一批从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赴根据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

  张宏滨回忆说，此前中国国内举办罗生特纪念活动时，农民张月芹老人送来锦旗，上书“没有罗生特医生，就没有俺一家人”。原来，当年还是孩子的张月芹曾患重病，部队工作繁重的罗生特不顾疲劳，悉心医治，一条幼小生命才得以延续，如今已繁衍为一家几十口人。

  罗生特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我经历了沙眼、疟疾和回归热，渐渐浑身也长满了虱子。”他像老兵一样将绑腿缠上八圈，习得些许中文，记下了一大批指战员的名字，甚至能用江苏方言问诊。敌机来袭，大家就撤往城外一片墓地躲避，他从容翻开书本，诵读起戏剧《哈姆雷特》片段，在机枪的“伴奏”声中，仿佛重回故土……

  工作之余，他考察着根据地的情况。他写道，虽然日军占据了城市，但新四军活跃在农村地区，不断发动游击，破坏日军交通线。这样的策略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在于群众拥护。一名老乡告诉罗生特，他曾经历日军劫掠和国民党抓壮丁，只得将大儿子藏起来。新四军到来后，“没人拿我的任何东西，捐税也比原先少了好多”，儿子也主动要求参军。

  在根据地期间，罗生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了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他终于返回久别的维也纳，可他的母亲数年前已被纳粹杀害。1952年，旅居以色列的罗生特因病在特拉维夫逝世。

  随着他的手记重见天日，一段时代史诗再次鲜活。张宏滨向记者展示了罗生特的真迹，她说，罗生特喜爱文学，他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是在战争结束后出版一本书。

  数十年后的今天，罗生特终于走入文学世界，并成为书中的主角。奥地利华人作家、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方丽娜近期在中国出版了非虚构长篇小说《到中国去》，该书基于史实创作，从何凤山救人写起，讲述罗生特和另一位奥地利犹太裔医生傅莱先后来华，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事迹，罗生特手记的一些内容被融入其中。

  此外，本书还还原了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医生马海德、印度医生柯棣华等共约20位来华国际友人形象，他们与罗生特一样，都见证和参与了抗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他们的文化与职业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怀着同样的理想投身抗日洪流，那便是消灭法西斯，拯救全人类。”方丽娜接受采访时对我说。

  在书中塑造各国反法西斯人士的英雄群像，描画他们人生的轨迹和心路历程，方丽娜希望向读者揭示那超越国界的人性光辉：在人类的至暗时刻，各国人民命运交织，休戚与共，将个人力量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彰显全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共同追求。

  历史渐行渐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再次回望这段世界人民守望相助的伟大历史，那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愈加耀眼。“每个社会里总有人愿意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去救助他人。”施陶丁格说，“即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有人分出自己的面包——明知自己可能会饿死，却依然帮助别人。”她说，何凤山和罗生特等人就是这样将人道精神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为守护人类平等和世界公正而坚决同法西斯抗争。

  “我们需要这样有人道情怀的人。”她说，“尤其在今天，当那些亲历者相继离世时，更需要把这样的人重新放在人们面前，作为我们所有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