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市中心，象征着德国重新统一的勃兰登堡门南侧约百米，2711块灰黑色石碑如波浪般起伏——这片占地1.9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没有文字，没有图像，只有冰冷的混凝土阵列在阳光下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每当驻足于德国人称为“记忆之地”的这片空间，笔者都不禁陷入沉思：一个民族要走过多少暗夜，才能在历史的镜鉴中看清自己的倒影？

  德国在反思纳粹及二战历史方面较为彻底，在国际上常被视为“历史清算”的典型样本。从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华沙“惊世一跪” 的震撼瞬间，到历任德国领导人的持续道歉与忏悔，这场跨越数十载的历史反省，早已超越单纯的政治表态，渗透进社会肌理的各个层面。它是一场从外力推动到内在觉醒的艰难跋涉，也是一场跨越代际、修复记忆断裂的漫长工程，如今又在极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下遭遇严峻考验，凸显着历史反思与现实政治碰撞的复杂张力。

  积雪覆盖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从外力驱动到内心觉醒

  在战败后的头几年，比起追问“我们做过什么”，德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在断壁残垣中活下去。清除纳粹执政13年的余毒，主要靠外力来驱动。

  从1946年起，英美法苏占领当局在各自管区内分别实施了“去纳粹化”：除废除纳粹德国法律、禁止纳粹书籍和符号、将以纳粹分子命名的街道改名外，更重要的是对纳粹党员进行审查和再教育。截至1949年底，在英美法占领区合并而成的德国西部，共有超过250万纳粹党员接受了审查，其中1.4%被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类刑罚。

  然而，由于冷战爆发，美国占领当局从1948年起就刻意放松了对纳粹分子的甄别，而英法占领当局的“去纳粹化”本就进行得比美国宽松，因此在德国西部，很多前纳粹分子在各个职能部门留任。苏联占领当局贯彻“去纳粹化”的决心和力度远大于其他三个战胜国，以至于不少前纳粹分子设法潜逃去西部，以逃避严厉惩罚。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1949年上台后迫于种种现实压力，开启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以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和解。阿登纳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赢得法国的宽容，为法德和解铺平道路。1951年，阿登纳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确认纳粹德国“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难以形容的罪行”，并强调德国要“全面承担责任”——无论是对战争的发动，还是对犹太民族的屠杀。

  如果说战后初期德国的反省先由占领当局施加的外驱力开启，再由执政者基于种种现实需要推动，那么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步入社会，这种反省开始由德国社会的内驱力所主导，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1968年，西方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人士发起的反战、反官僚权威抗议活动达到高峰。在西德，这场运动的矛头自然指向了仍身居高位的前纳粹分子。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要系统性清算纳粹残余势力。参与运动的一些学者甚至将反思深入到德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从而使德国对历史罪责的反省有机会取得更深刻和更持久的效果。

  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作出了震撼世界的谢罪姿态。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

  1985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演讲中提出，将5月8日定义为“解放日”，这一表述标志着德国对纳粹政权覆灭的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开始将纳粹政权的覆灭视为从暴政中获得解放。

  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持续深刻反思纳粹政权的罪责成为德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之一。随着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德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越发紧密，对历史问题持续进行深刻反省更成为一种必要。

  1995年6月，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效仿勃兰特，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再次双膝下跪，重申国家对受害者的深刻歉意。

  2005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深刻反思：“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他在谈及德国的“解放感”时强调，这种解放并非来自外部的强制，而是德国人民通过长期的自我批判与内心释然，才真正摆脱了过去的精神枷锁。

  2022年1月27日，德国联邦议会举行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活动。在国会大厦前，德国、以色列和欧盟旗帜降半旗。（单宇琦 摄）

  “我的父亲，一个人狼”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并非一开始便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让笔者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可以帮助读者直观地理解施罗德所说的“长期”。

  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科尔特·施尼本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父亲，一个人狼》的封面文章。施尼本在文中披露，父亲曾是纳粹成员，却在战后几十年里始终回避这一身份。在回忆与父亲的对话时，施尼本写道，他听到的始终是同一套解释：父亲坚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真正理念”的忠诚、出于理想主义的投入以及所谓的爱国情怀，只是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错误利用”。在这种叙述中，加害行为被重新包装为“善意的误入歧途”。

  施尼本的父亲进一步将个人经历纳入一套宏大叙事：他宣称，加入纳粹体制的初衷，是为了洗刷一战战败的耻辱、挣脱《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枷锁”，并让国家重新赢得尊严。

  这种自我辩护并非孤例。施尼本回忆，他在父亲60岁生日时送上一册《智利黑皮书》，并当面讽刺“你们这些法西斯干的好事”，结果立刻引发满屋亲戚的愤怒抗议。

  直到父母去世后，施尼本才决定真正弄清家族历史。他查阅档案馆中的审判记录和父母之间的通信，发现父亲曾以纳粹士兵身份参战五年，不仅参与追捕逃兵、镇压反战者，还直接卷入杀害一名持反纳粹立场农民的事件。而他的母亲同样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在父亲入狱后仍选择结婚，并在审判期间不断写信为其出谋划策。

  在对这些经历的回望中，施尼本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历史记忆，本应首先在家庭中完成代际传递，但在他这一代，却恰恰在家庭内部被“切断”。作为“纳粹一代”的子女，他们并未从父母那里继承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叙述，反而在沉默、回避和自我辩护中，被动失去了正视过去的机会。

  正因这种断裂，他们对纳粹时代的理解长期停留在零散与抽象层面，只能从书籍、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中拼凑图景，而难以获得来自家庭内部的具体记忆与情感经验。历史一旦缺席于日常生活，就会变得遥远而虚化，也更难真正触及内心。

  施尼本的故事提醒人们：历史反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代际工程。即便是在国家已经承认罪责的前提下，普通家庭也要花几十年，才走出回避、否认与自我辩护。如果像日本一样，连官方都拒绝直面历史，民间记忆只会更加破碎，反思也将无处落脚。

  人们在德国达豪集中营纪念馆内参观（袁帅 摄）

  历史记忆不断被讨论

  所幸，围绕纳粹及二战的反思文字与影像，在德语文化圈中不断涌现。从《朗读者》《浪潮》，到近年的《波斯语课》《科里尼案件》，纳粹及二战历史始终被一再讲述、解读，也不断引发新的讨论。

  这些作品并不只是“还原历史”，更构成一种情感化的历史教育：纳粹罪行不再只是档案馆里的文件或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在法庭、课堂乃至家庭争执中，以新的形式重新进入现实。历史不再是被封存的过去，而是当下社会持续对话的一部分。

  与此并行的，是数字时代的线上舆论场。在德国，关于二战的讨论早已不再局限于官方纪念日，而是渗透到社交媒体的日常表达。一方面，年轻人通过视频、播客、图文等方式持续讨论战争与集中营，希望传递“历史并未过去”；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固有的娱乐化与解构倾向，也在悄然重塑集体记忆。

  笔者在德国一些主流论坛上，曾多次看到带有玩笑意味的历史调侃。有人抱怨欧洲语言体系复杂，感叹为何欧洲始终未能“统一”，一名德国网友回应道：“我们其实努力过两次，但他们好像不太乐意。”

  这种“黑色幽默”获得大量点赞，暴露出一种危险——当罪责不断被调侃、反复戏谑，它是否正在失去原本应有的道德重量？

  与此同时，德国对二战的部分记忆也在现实政治中悄然发生偏移。今年春季，笔者在德国萨克森州托尔高市采访易北河会师80周年纪念活动时注意到，与往年相比，纪念活动本身已出现明显变化：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一方，俄罗斯方面并未收到出席邀请。过去几十年里，活动现场通常同时升起苏联（俄罗斯）、美国和德国三国国旗；而今年，现场悬挂的是萨克森州、德国和欧盟的旗帜。

  纪念活动仍在延续，但呈现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历史依然被提及，却不能完整展现。现实政治，正在为集体记忆划定新的边界。

  历史教育与政治现实的碰撞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学校教育也是重要一环。德国历史课堂并不以灌输“正确立场”为目标，而是强调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通过大量一手史料，引导学生区分事实与价值判断，分析极端意识形态如何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获得支持。

  在一次课堂观察中，教师曾让学生用自己的观点分析希特勒“是好是坏”。有学生半开玩笑地回应，如果得出“希特勒是好人”的结论，老师一定会给低分。教师随即纠正说，课堂的目的并不在于学生站在哪一边，而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清晰论证、理解历史语境，并学会独立思考。

  这一细节，恰恰折射出德国历史教育的核心理念：反思并非通过重复结论完成，而是通过培养判断力来实现。

  这种教育并不只停留在课堂之内。今年，笔者前往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旧址采访。如今的达豪，早已不仅是纪念场所，更像是一处系统化运作的历史教育基地。参观当天，现场有来自德国以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学生团体，在教师和讲解员的带领下，沿着既定路线了解集中营的历史。

  营地内的建筑、展陈和说明文字，都经过精心设计，不只是呈现纳粹暴行的事实，更引导参观者思考：制度如何一步步滑向极端？人性如何在权力异化中扭曲？学生们在这里不是被动“听故事”，而是通过空间、史料与讨论，近距离理解历史如何真实发生。集中营不再只是过去的遗址，也成为历史反思的现场课堂。

  然而，教育并非在真空中运作。当经济下行、社会焦虑加剧、移民议题被高度政治化，极右翼势力通过简化叙事、放大对立不断攫取支持时，这种以理性与思辨为基础的历史教育，正面临现实政治的严峻考验。

德国对二战的深刻反思曾是其引以为傲的道德基石，但极右势力借移民问题抬头的政治现实也在提醒人们：靠历史教育或政治禁忌来维系社会共识远远不够。当经济社会压力、多元文化冲击与政治碎片化造成的治理难题叠加时，当主流政治无法回应民众现实的民生关切时，极右势力便可能趁虚而入，在人们的恐惧、不安与身份焦虑中去制造和扩大极端思潮的社会基础。唯有持续的社会包容、有效的国家治理以及跨阶层的对话，才能培育理性、增进共识，避免极右思潮裹挟民众；否则，反思再深刻，也可能在新的社会裂隙中被侵蚀、被淡忘，甚至有被颠覆之虞。

  刊于《参考消息》2025年12月19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