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权力分配矛盾引爆战火，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持续至今，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局势更为复杂，这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深陷困局。随着难民潮席m卷邻国，地区极端组织乘机做大，苏丹内战的影响正在外溢，威胁地区稳定。

  权力争夺激化矛盾

  苏丹曾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一度是非洲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然而，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饱受政变与内战困扰。尤其是2019年4月，统治长达30年的巴希尔被迫下台后，苏丹政权历经更迭、纷争不断，始终未能建立有效文官政府和中央权威，反而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苏丹现有约570个部落，分为57个民族，使用114种语言。殖民时期，英国将苏丹部落政治化，通过授予头衔与特权笼络部落首领，赋予部落法律权力，推行间接统治。苏丹武装部落视战争为生活常态与经济手段，既可从中获利，也能提升社会地位。尽管教育普及削弱了部落的部分权威，但以民族、出身和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部落认同至今仍主导苏丹人的心态。

  苏丹一直以首都喀土穆为中心、由尼罗河沿岸少数精英掌权，西部达尔富尔等边缘地区缺少政治代表权和资源掌控，因而引发两次南北内战、达尔富尔冲突等。

  分析人士认为，2023年4月爆发的武装冲突既非左翼与右翼的对抗，也不是政党间的激烈交锋，更无关宗教矛盾，其本质是权力分配的矛盾。

  苏丹武装部队由布尔汉领导，快速支援部队则由达加洛指挥。两支武装曾一起镇压叛军，并于2019年联合推翻巴希尔政权，开启苏丹新的政治进程。之后，布尔汉与达加洛政见不合，因军队整编和权力分配的矛盾激化，从“战友”变为“劲敌”。

  同时，苏丹实行多党制，全国至少有80个合法登记的政党。军队、反对派武装、民族和宗教团体等多方势力交织，为解决苏丹武装冲突带来挑战。

  外部干预加剧困局

  除内部矛盾外，苏丹还备受外部干预困扰。苏丹位于红海、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交汇处，地缘战略位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也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

  苏丹本轮冲突爆发后，交战双方均指责对方有外国势力撑腰。

  冲突初期，苏丹武装部队陷于守势，向西方求助的声音被忽视。布尔汉随即调整外交方向，紧急恢复或加强与俄罗斯、伊朗、埃及、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据信则与阿联酋关系密切。

  长期以来，苏丹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指责阿联酋支持苏丹快速支援部队，阿联酋均予以否认。2023年12月，两国曾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今年3月，苏丹向国际法院起诉阿联酋，指控其参与“种族灭绝”。5月，苏丹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撤回其驻阿外交使团。8月，苏丹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阿联酋招募哥伦比亚籍雇佣兵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作战，阿联酋否认这一指责。

  风险外溢威胁稳定

  苏丹持续武装冲突的外溢影响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难民出逃加剧邻国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数据显示，苏丹有410多万人越境进入埃及、乍得、南苏丹等国。大规模难民涌入导致接收国资源紧张，使自身安全和发展本就面临挑战的东道国面临额外的人道主义负担。

  以乍得为例，国际危机组织称，该国东部已接收近90万苏丹难民，大多被安置在瓦达伊省。随着苏丹冲突持续，这一数字可能继续上升。瓦达伊省本就深陷贫困率高、基础设施匮乏、族群矛盾严重这三重困境，而苏丹难民挤占当地资源、国际人道援助严重不足使得原有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地食品价格飙升，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大量乍得青年为求生计加入苏丹武装团体，形成恶性循环。

  二是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该区域各国冲突相互关联，苏丹的动荡可能激化整个区域的不稳定。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认为，苏丹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域外和地区大国围绕非洲之角展开激烈角逐，苏丹内战有沦为“代理人”战争的风险。

  与此同时，苏丹局势动荡还给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的极端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迅速扩大组织网络，扩张跨境活动范围，构成新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