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持续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系统性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实现历史性提升。

　　立足“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我国持续稳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的占比，不断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成一批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的大科学装置，人才引育与评价激励机制日臻完善。我国基础研究人才规模、高被引论文等核心指标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人才、投入、平台、制度、产业等核心要素彼此赋能、持续放大。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韦东远认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成果涌现，深空探测、量子信息、粒子物理等前沿赛道接连实现“从0到1”的领跑突破，源头创新后劲强劲，科研布局协同性更加系统，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更加紧密，一幅从单点突围走向全面起势的基础研究新图景正在展开。

　　积厚成势

　　把FAST望远镜的视线投向宇宙最深处，拓展探测边界；依托北京谱仪Ⅲ的探测数据锁定胶球存在的直接证据，破解困扰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从百亿光年外的深空宇宙，到原子核内部的微观世界，再到新材料、生命科学的交叉无人区，中国基础研究接连摘下“从0到1”的顶级原创成果。

　　深空与天文探测领域，原创性成果产出能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天眼”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发布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解析宇宙结构与恒星演化规律提供核心观测支撑。

　　基础数学领域实现世界级突破，进入全球第一方阵。中国籍数学家邓煜、王虹分别攻克数学领域两大百年难题的关键节点，双双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印证我国基础学科底层攻坚能力的跃升。

　　物理与物质科学核心赛道实现全球领跑。广东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运行仅1个月，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铪-153，将人类已知的原子核版图向外拓展；国内科研团队研制出35.6特斯拉的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磁场强度相当于地球磁场的70万倍，刷新了全球最高纪录。

　　量子与前沿信息科技领域，全链条实用化进程走在全球前列。“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算力创下新的世界纪录；“未名量子芯网”成为全球首个基于集成光量子芯片的大规模量子密钥分发网络，大幅推动量子通信向实用化、规模化落地迈进。

　　能源与新材料领域的突破，为下一代信息产业底层材料升级筑牢根基。可控核聚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实现亿摄氏度千秒级稳态运行，新一代装置有望2027年建成，预计在2030年前后实现“第一盏灯”点亮；科研团队在常压条件下成功发现继铜基、铁基之后的全球第三类全新镍基高温超导体系，为破解高温超导核心机理打开全新研究路径。

　　生命、农业与交叉创新领域，接连开辟出颠覆性的技术路径。全球首次实现人工细胞不对称分裂技术突破，生物制造领域有了新发展方向；科研人员精准找到调控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开关，为粮食大面积增产开辟新路径；成功突破跨物种器官移植核心壁垒，为全球供体器官匮乏这一公共难题提供可行方案。

　　一连串顶级成果集中涌现背后，中国基础研究正在多个维度发生深刻转变。

　　研究边界前所未有地打开。

　　科研力量向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四大前沿方向纵深推进。深空探测向宇宙最深处的未知天体溯源，粒子物理向物质最底层的核心谜题掘进，人工细胞跨学科交叉创新不断催生新赛道，持续将人类科学认知边界向外拓展。

　　9月底，中国科学院启动“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围绕四大前沿方向，首批落地的10个项目全部锚定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等基础研究“无人区”，中国基础研究进入定义全球研究前沿阶段。

　　科研主体年轻化。

　　青年科研人员成为挑大梁的核心力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约八成项目由4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牵头承担，新一代科研骨干成长为产出顶尖原创成果的主力军。嫦娥六号月背样品研究青年团队，核心研究成员近7成是35岁以下本土培养青年学者，从零搭建起月背样品高精度分析体系，首次完整揭示月背42亿年、28亿年两期火山活动规律，拿到全球首份月背古磁场与月幔水含量的实测数据。

　　科研产出效率量级跃升。

　　人工智能、大型科学设施和多学科交叉工具深度融入基础研究全流程，海量数据处理能力量级提升，材料与分子研发告别“盲试”模式，高复杂科学计算突破传统算力边界，让过去需要几代人接续完成的前沿探索，在短周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AI4S创新平台，正在改变传统实验模式，X射线吸收谱分析效率比过去人工模式提升上万倍。

　　成果转化链路更加顺畅。

　　传统“先出成果再找应用”的线性模式被打破，产业端从量产真实痛点里提炼出底层科学问题，定向牵引科研资源精准攻关，形成“产业提问题—科研解机理—成果反哺产业”的正向循环。宁德时代从动力电池量产的真实痛点中，提炼出“快充场景下锂离子无序沉积”这一基础科学问题，联合科研机构完成底层机理攻关，最终研发出全球首款磷酸铁锂4C神行超充电池。

　　韦东远认为，中国基础研究正从过去“能做出个别亮点成果”，转向“能持续成批产出原创成果”阶段，从单点零散突破走向体系化协同攻关。新一代科研主力军依托大科学平台，往宇宙最深处、物质最底层勇闯无人区，把产业里的真实痛点转化为硬核技术，绘制一张面向全球产业科研前沿的攻坚版图。

　　守正“拓”新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基础研究原创成果的持续涌现，是多年来资源积淀、制度革新、平台升级、开放协同多维度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资金持续托底，人才梯队成形，双向积淀共同筑牢基础研究的创新底盘。

　　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首次突破7%，达7.08%。从2013年的约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十余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持续高于同期整体研发经费增速，长期稳定的投入让科研人员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创探索。

　　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接近60万人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形成从战略领军人才到青年骨干、从单一学科带头人到跨领域复合人才的完整梯队。

　　经过多年沉淀积累，硬件平台、人才储备与科研经验等前期积蓄的创新势能集中释放，中国基础研究不仅能为国际前沿研究填补空白，更具备主动提出重大科学问题、开辟全新研究赛道的能力，当前我国在量子信息、脑科学、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年产出量稳居全球前列。

　　打破单一科研主体格局，国家实验室、高校、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多元参与，产学研协同、举国体制赋能的发展模式形成我国基础研究独特优势，显著提升基础研究体系化能力。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欣乐说，一是政府与市场协同，形成覆盖创新全链条的组织能力，把政府的方向引导、市场的需求识别和资源联合起来，使基础研究既能对接国家战略，也能回应产业真实问题，让基础研究从学术探索，延伸至嵌入从原创突破到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整体链条之中，转化周期明显缩短。

　　二是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互补优势，通过央地协同布局开展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各司其职，中央和地方在战略任务和资源配置上分工联动，形成体系化合力。

　　三是逐步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力量补充的多元“耐心资本”投入格局，显著提升基础研究经费规模。

　　产学研协同、举国体制赋能的模式，打破了单一科研主体的资源边界和能力局限，让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从“单点自由探索”向“全链条体系化攻关”的跨越，大幅提升复杂前沿科学问题的解决效率。江门中微子实验依靠跨领域千余人科研团队，用59天运行数据将太阳中微子振荡参数测量精度提升1.5～1.8倍，这种多所院校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全程参与的全链条协同模式，是单一科研主体无法实现的体系化能力突破。

　　持续深化制度变革，推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形成双轮驱动格局，构建起“自由探索拓认知边界、战略牵引解现实难题、二者双向循环螺旋上升”的科研生态。

　　以科技评价改革为抓手激活基础研究内生创新动力，推行代表作评价、分类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项目和青年人才探索采用5至10年的长周期考核，逐步从制度层面破除急功近利的短视导向，营造包容失败、鼓励挑战“非共识”问题的科研生态，让科研人员敢坐“冷板凳”、敢闯科研无人区。

　　坚持“自由探索+战略牵引”两条腿走路：一类面向国家战略和产业真实问题定向发力，围绕6G通信架构、纳米限域催化、先进储能、异种器官移植等核心方向集中攻关。另一类由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胶球证实、新核素发现、脉冲星三体观测、新型超导体系等重磅成果接连落地。韦东远说，这两类研究形成良性双向循环，产业实践中的现实难题被提炼为底层基础科学问题，为科研探索锚定方向；基础研究的全新发现，为技术迭代与产品革新供给核心原理支撑。

　　顺应大科学时代科研规律，推动科研范式全面升级，构建起体系化协同攻关模式，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走在前列、掌握主动。

　　用大科学装置的公共化供给，壮大前沿探索的硬件供给。目前我国已建成70余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全超导强磁场装置、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模式动物设施等一批“国之重器”，让极宏观宇宙探测、极微观粒子研究、极端条件下的物质实验、跨学科交叉创新，从过去的理论设想变为可观测、可验证的常态化科研实践。

　　用“大兵团+小团队”的弹性组织模式，适配大科学时代科研需求。国家统筹“大兵团”作战格局，集中跨学科、跨机构资源，攻克6G、可控核聚变等需要全链条协同的系统性核心难题；小团队深耕细分前沿方向，在胶球证实、新核素发现等高自由度的无人区探索中保持原创活力。把零散的单点技术优势，汇聚成体系化科研核心竞争力，在高温超导与前沿材料、生命科学与脑科学、可控核聚变与先进核能等多个赛道，实现领跑。

　　坚持开放创新，深度融入全球科研网络，通过学术交流、跨国协作、大科学装置共享，广泛吸纳全球智慧。在开放借鉴中持续培育本土顶尖科研力量，实现全球智慧引入与自主能力升级双向赋能。我国面向全球开放“中国天眼”、江门中微子实验等一批大科学装置，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200多项国际联合科学项目，产出的深空探测数据向全球科学界开放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中心枢纽。

　　从经费与人才的积累，到制度范式的深层变革，从产学研协同模式升级，到内外联动的生态成形，我国基础研究可持续、可迭代、可自我赋能的体系逐步成熟，持续孕育世界级原创成果，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底层根基。

　　浚流育态

　　韦东远等受访专家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最核心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从“单点成果突破”到“系统能力全面提升”的根本性跃迁。这一转变并非单纯依靠加大经费投入，本质上是推动现有科研范式、组织模式和成果转化全链条机制体系性进阶。当前，需要积极谋划解决以下问题。

　　优化投入结构，强化多元主体共担。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达到7.08%，距离科技强国建设要求的15%～20%的长期目标仍有差距。韦东远认为，当前投入结构的核心短板在于主体的平衡性，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行业基础研究总投入的比重不足10%，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韦东远认为，应推动资源配置从“单一财政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共担”，通过税收优惠、政企联合基金等政策工具，调动企业的投入意愿，引导长期“耐心资本”流向硬科技的源头创新环节。

　　优化资金分配机制。针对竞争性项目覆盖不到的长期探索空白，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建议，主管部门把部分基础研究经费的选题、立项、任务调配权交给科研单位、一线科学家或细分领域的小同行共同体，按照其过往获得的竞争性经费的一定比例，如10%，拨付长期稳定支持经费，让院所自主布局长周期、高风险的前沿探索。

　　为确保经费使用效率，王贻芳说，试点单位可与主管部门签订任务书，就经费使用范围、成果目标、领域责任、国际学术地位等做出承诺。主管部门通过年度评估结果调整稳定经费支持比例，用10～15年时间培育一批能自主主导国际前沿方向的顶尖研究中心。

　　打通双向链路，构建需求导向的重大科学问题凝练机制。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精准对接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战略需求，需建立起从现实问题中反向提炼核心科学命题的常态化机制。韦东远认为，可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地位。头部企业最贴近产业真实的技术瓶颈，可通过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政策，推动企业将一线技术难题转化为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比如，上海“探索者计划”，已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和企业1:1出资、校企联合编制项目指南”的机制，由企业专家全过程参与项目的凝练、遴选和评估。下一步可适时强化“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由校企联合出题、共同牵头申报，组建“科学家+工程师”深度协同的攻关团队。

　　科学制定需求清单与科研供给能力图谱，明确各领域的主攻方向和资源缺口。韦东远认为，可由龙头企业主导“自上而下”凝练行业重大需求，由中小企业“自下而上”征集共性技术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协同筛选、提炼背后的核心基础科学问题。

　　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释放原创活力。朱欣乐建议，“十五五”期间，人才政策进一步向青年群体倾斜，深化评价体系改革，聚焦长期目标和高风险探索，弱化短周期论文、专利数量考核，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和代表性成果深度评估。韦东远建议，进一步完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推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试点的“深度交互式研讨+专家委员会合议”非常规遴选模式，通过“按需-分段-长期”的柔性资助方式，让高争议、高风险的原创探索获得制度性生存空间。

　　拓展开放通道，以主动布局对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受访专家建议，在全球科技竞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我国加大力度牵头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全球性公共科学问题上主动设置议题，提升全球科研治理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2026年8月，“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式对外发起筹备，标志着这项被视为“继人类基因组计划后全球生命科技领域重要创新方向”的大科学工程，正式进入全球协作推进阶段。目前该计划已与英国、德国、瑞典等多国顶尖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对接，正在搭建覆盖至少20个国家的全球协作网络。

　　该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和平表示，数字生命将把传统描述性、碎片化的生命科学，推向可设计、可计算、可模拟、可预测、可验证的“系统化工程科学”阶段，这将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颠覆式革命，开启生命科学研究的全新纪元。当前全球数字生命领域尚未形成固化的技术标准与科研规则，我国把握住这一时间窗口，就能主导全球跨尺度生命数据共享、大模型训练、伦理治理等核心规则制定，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引领定义”的跨越。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应以国际大科学计划为核心抓手，在全球公共科学领域自主定义前沿研究方向，将硬核科研优势转化为参与全球科研治理的规则制定权，实现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主动引领的战略跃迁。（记者 唐敏 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