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松潘草地，是长征路上极具标志性的地理绝境，也是一处至关重要的军事地理节点。1935年夏秋，国民党军力图借助松潘地区复杂的高原山地地形，依托自然险阻围困红军。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受挫后，红军毅然选择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松潘草地，实施战略机动。这又是一招突破死局的险棋。沼泽遍布、人烟稀少、补给枯竭的草地环境，深刻制约敌我双方的战略抉择。这场地理突围，不仅是人类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依托地形破局、扭转长征战略态势的经典军事实践。走出草地之后，红军凭借包座河谷的通道价值，以一场决定性胜利粉碎了困局，打开北上甘南的通路。

↑反映红军长征过草地的美术作品。（资料照片）

  松潘作战受挫与北上路线抉择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省小金县）胜利会师，结束了两支主力红军长期各自为战的状态，但红军的会师并不意味着险境的终结。从当时的军事地理形势看，国民党军队正从各个方向逼近。东面，川军各部分别由江油、中坝、安县、绵竹、灌县（今都江堰市）、汶川等地，向红军控制的北川、茂县、威州地区进逼。在南面，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部及尾随红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一部，分驻丹巴、大金川西岸及康定一带，伺机北进。而在北面，中央军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南坪一线，向南堵截，防止红军向北发展。而从江西“追剿”到四川的薛岳部主力则集中在雅安休整待命，以为机动。国民党军动用的总兵力，在200个团以上。

  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走向，就成为亟须确定的首要问题。原本，红一方面军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计划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然而抵达该区域后，党中央研判，当地地广人稀、山高地瘠，物产匮乏、给养筹措困难，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难以支撑大部队长期活动，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不适宜建立巩固根据地。这就要求必须确立新的战略落脚点。

  从军事地理形势看，因为国民党军在岷江以东集结重兵，东进对红军不利，而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便于红军开展运动战、歼灭敌军、扩充实力。1935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根据这一战略，中革军委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从地理位置看，松潘地处岷山山脉中段，青藏高原东缘，是四川的两大河流岷江和涪江的发源地。这里是川西北的重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取得松潘地区，就能打通进入甘肃南部的道路。

↑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风貌（2026年8月24日摄）。记者 鲁鹏 摄

  但是，松潘战役进行得并不顺利。川西北地区地瘠人稀、物产不丰，十余万红军粮草供应难以得到保障。聂荣臻回忆，当时部队严重缺粮，几乎天天为粮食问题发愁。红军不得不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筹集粮食。另一方面，胡宗南于6月下旬亲率其司令部抵达松潘，后续部队源源开到。国民党军已经抢占先机。由于胡宗南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进展，不少阵地得而复失。

  而在红军进行松潘战役的时候，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进军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今四川理县）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界凤县、两当一带活动的徐海东所部红25军，存在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的可能。据此，国民党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到8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并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1935年12月，工农红军长征中经过的地方——四川省西部的毛儿盖。胡宝玉 摄（新华社稿）

  这种形势下，红军没有能够从松潘一线打开“北出陕甘”的大门，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面前。8月3日，红军依据《夏洮战役计划》调整部署：以红一方面军红5、红32军和红四方面军红9、红31、红33军组成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红1、红3军和红四方面军红4、红30军组成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计划若北上受阻，可改道阿坝前进；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红3军（原红3军团）和红4军一部作为总预备队，担负后卫掩护任务，掩护中央机关行动。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红军应迅速占取以甘肃岷州（今岷县）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依据该区域向东进攻，取得陕甘广大地区，作为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毛儿盖会议进一步统一北上战略思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向北挺进。此时，红军能够实施大部队机动的北上通道，仅剩环境恶劣的川西北草原，通常简称“草地”。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颁布的《夏洮战役计划》原件，包括正文页与兵力部署附表。（资料照片）

  松潘草地险境与敌我战略博弈

  所谓“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300公里左右，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其范围大致包括热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部）以南，郎架岭（今松潘县西端）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部）以北。因为这个区域在历史上一直为松潘县管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当年红军经过的草地，如今已分属松潘、红原、若尔盖、阿坝等县了。

↑版画：穿越松潘草地。新华社发

  川西北草地的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为典型的平坦高原。远远望去，像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林木，没有村舍，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相比红军长征以来经历的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以夹金山为代表的多座大雪山，“草地”似乎算不得什么艰难险阻。然而，看似平缓的草地，实则是更致命的天然绝境。

  因为地势平缓且周边有山地环峙，这一带成了一个天然蓄水盆地。白河（嘎曲，又作噶曲）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汊河、曲流横生。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的牛轭湖（亦称河迹湖或弓形湖）星罗棋布，并形成了大片的沼泽。

  这就是说，所谓“草地”其实是高原湿地性质的泥质沼泽。沼泽就像一块常年“吃饱了水”而且排水极慢的超级“海绵”。降雨之后，雨水难以向下渗透，地下水随之涌至地表。而且这里的地下水流动速度比普通沼泽还要慢，简直像静止的一样，导致下完雨后的积水，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勉强消失。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而在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恶劣多变的气候，进一步放大了草地的致命威胁。松潘一带属于典型的高原寒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电闪雷鸣。每年的5-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白天日光强烈，气温较高，入夜气温骤然降至零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可达25摄氏度以上。而红军正是在这个气候最为不利的季节经过草地的。

  相较于自然天险，红军更大的考验还在于后勤补给。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块草地人迹罕至，只是在每年的5-9月才有牧骑纳足其间。这就意味着，红军在穿越草地的整个过程中，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补给。所有的口粮，都必须在进入草地之前自行筹备。就连饮用水，在草地也显得异常珍贵：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便会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即不能食用。当时，在松潘与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补给上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当地的出产主要是青稞，内地人吃不惯，不得不“稀一餐，干一餐，饱一餐，饥一餐”。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干脆“放午炮吃饭”，也就是一天只吃一顿饭。结果不是饿病，就是胀病，胡宗南部设于松潘的野战医院，每日病死官兵达二三十人之多。粮食如此困难，菜蔬更不用说了。据国民党军相关回忆资料载，胡部有一个班，因为没有菜吃，跑到田野里挖野菜，吃后全班中毒而死。

  而在寒冷与饥饿之外，草地行军还有一个隐形的杀手——高原反应。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域，空气中的氧气含量远比平原地带低。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大多数从未到过这样的高原地带。剧烈运动之下，呼吸困难、头痛欲裂、心跳加速，体力消耗远超平时，一旦体力耗尽停下休息，叠加低温、缺氧等因素，往往难以再次起身。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松潘草地几乎成为一片“绝地”。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里，松潘草地是天然地障，大军难以逾越，国民党军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便插翅难逃了。

  包座河谷大捷与甘南通道开启

  “过草地”并非红军被动冒险，而是为了夺取长征战略胜利，于绝境中主动谋划的战略破局之举。红军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于过草地之艰难，红军有所了解。8月1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致电红1、红3军领导人，要求努力筹粮，改善给养，每人带足15天的粮食，并收集布、羊毛等，做到每人有皮衣，每连有帐篷。在有了一定的准备之后，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3个团从毛儿盖出发，进军草地。21日，红1军红2师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向班佑开进。红4团作为先头团，在前面开路。2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红30军、红4军北进。23日拂晓，红1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3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一场征服川西北草地的行军，终于开始了。

↑这是红军走过的水草地（四川西北）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茫茫草地，无路可走。部队只有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踏着草甸缓慢行进。而且草地之上，除偶有几米或几十米高的浅山隆起外，见不着一株较为高大的树木，缺少地理标识物，常常使人方向莫辨，有时部队艰难行进了几个小时，却仍旧回到了原地。而饥饿则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总兵力达10万之众。若按10万人每人每日1斤粮食测算，带足15天口粮，便需要150万斤。筹粮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尽管各部队全力投入筹粮工作，也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带8至10斤，一般的能带5至6斤，有的只有3至4斤。因此，行程未及一半，一些部队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一面是艰难行军，一面却又忍饥受渴，虽然不曾与敌军交战，红军指战员的体能大量透支，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后来，随红3军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红3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红1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超过400人。

  即便如此，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红军指战员们仍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团结互助的友爱和乐观昂扬的信念，同困难进行顽强的搏斗。“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这些红军战士自编的顺口溜，不仅是对草地行军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身处困境的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经过六七天的艰难跋涉，右路军终于跨出了草地，到达班佑（属若尔盖县）。在此之前，左路军也于8月21日占领了阿坝地区。

↑若尔盖县班佑红军烈士纪念碑。（资料照片）

  红军横跨松潘草地，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彻底超出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判。过草地之后，红军经松（潘）甘（南）故道北上，必须经过处于深山峡谷之间，地形十分险要的包座（属若尔盖县）。而胡宗南在此兵家必争之地，却只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8月下旬，胡宗南获悉红军已至班佑，大惊失色，这才仓促调动第49师驰援包座。原本应该是国民党军以逸待劳的阻击战，变成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遭遇战。8月29日，红军发起包座战斗，经数日激战，歼灭第49师大部，夺取包座要地。9月3日，奉命增援包座的国民党李铁军旅进抵包座以南，得知第49师战败，随即撤回松潘。面对战局的逆转，国民党军统帅部无可奈何，下令将第49师主官伍诚仁免职查办。

  红军占领包座之后，沿包座河（白龙江支流）河谷向北行进，便可进入甘肃境内，打通北向陕甘的战略通路，国民党方面企图将红军困死于川西北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与此同时，刚刚吃了败仗的胡宗南部逡巡松潘一带，与红军被岷山山脉隔开。而被蒋介石调来“剿共”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诸如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则十分空虚。至此，红军跳出了川西北绝境，掌握了北上战略主动权。（郭晔旻、马瑛）